第1445节:第六百二十五章 奥妙(1/1)

刘泽清的整个动作,快若霹雳,而在他看清眼前来人之后,紧张的脸庞一下子就松驰下来。

推剑入鞘,刘泽清埋怨道:“天如兄,你要把人吓死啊!”

来客年四十左右,面相十分清秀,脸庞和眼神都是有典型的文人气质,看到刘泽清的反应,他只是仰首大笑起来。

这个“天如兄”,便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清流领袖人物之一,在江南一叶能拥有呼风唤雨的力量,虽然不是朝廷高官,而实际能量足能影响到朝政的大名士之一,赫赫有名的复社创始人和社首……张薄张天如!

早在刘泽清当上总兵官之前,张溥在往北京的路途中经过兖州,结识了当时在兖州驻防,正在兴起途中的刘参将。[

以刘泽清在兖州士族家里当过仆人和门客,后来成为衙门里混事的捕盗弓手的能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非常了得,自是哄的张溥对他十分的欣赏,认为他是武人中识得文墨,懂得经义,知道忠义的良将,从那时候起,张溥替他扬名,替刘泽清谋上位的手段就开始了。

登莱一战,别的武将捞的好处哪里能及得上刘泽清一半?太子太师,左都督,总兵官,武职官除了封爵外的一切好处,有张溥的摇旗呐喊和支持,加上张岱等复社中人的吹捧,刘泽清虽是武夫,声名却直入朝堂!

到如今,刘泽清终于要跨下张溥等人早就预先替他设计好的一步,张溥的脸上,也是满满当当的全是欣慰的笑容。

“天如兄,请上座!”

对着张溥,刘泽清刚刚那种市侩嘴脸一下子就全消失不见了,还有那种身为大帅,生杀予夺的威武霸气也是一点儿瞧不着了,整张脸上,也就只剩下友好和热诚。他站起身来,亲自替张溥搬来椅子,请这个老朋友坐下,自己反主为客,竟是坐到了张溥的下首去。

“这怎么好呢?”张溥人是坐了下来,笑着道:“我在这里成恶客了。适才进来,因为想瞧你做什么,叫你家的总管莫要声张,你可不要怪他们啊。”

“这怎么会。”刘泽清潇洒一笑,答道:“我不至于这一点雅量也没有。再说,天如兄是何人,那是我刘某的大恩人,我的家不就是天如兄的家一样?”

“哈哈,言过了,言过其实了。”

“天如兄此来有什么要紧事,是路过北上入京师吗?周先生没有复位,这真是太可惜了!”刘泽清对复社和东林的动向一直很关注,京城的官场变迁当然也是他关注的重点,周延儒没有成功复首辅之位,老朽范复粹却成了首辅,这叫刘泽清微觉沮丧。

“呵呵,鹤洲啊,鹤洲!”张溥很感慨的拍了拍椅子的靠手,微笑道:“天子的心思,瞬息万变,但这万变,不离其宗,你难道没有想到,为什么周挹斋没有现在就被召回京师么?”

“这个,我实在想不到。”

“还是天子要看杨文弱在湖广的所为,如果再立大功……”

“那,周先生不是危险了?”

刘泽清大为色变,东林党和复社是他的背后靠山,张溥是最大的盟友,而张溥和周延儒现在也是政治上的盟友,时人尽知。如果杨嗣昌直入首辅掌内阁枢机,周延儒回不去,他的靠山也就靠不住了。

“呵呵,这新功哪里是这么好立的?”

张溥再次呵呵一笑,一副智珠在握的模样,他缓缓道:“去年东林四公子之一的吴次尾从京师回南,沿途所见,触目惊心。河南与鲁南,湖广北部一带,受旱之重,为国朝近三百年来从所未有之事。年逾两年,几乎寸雨未落,赤地千里,百姓户口十不存一,一县一万余户,仅余不足千户,而丁口赋税,仍然不得减免,鹤洲,我问你,这样的情形好比什么?”

“好比是坐在炸药桶上啊……”

“嗯,是的,你说的不错。”提起这般惨事,张溥脸上也有一点不忍,但还是侃侃道:“河南南阳几府,还有皖北一带,也是饥民处处。剿贼,武力只是三分,要紧的还是政治清明,地方官所用得人,赋税也要减免几分……这事儿,吾辈同仁已经数次上书,言及民间之惨,请皇上加以赈济,不过,效果极差啊。”

这种深层次的交流,刘泽清就有点楞神了,他关注的只是人事层面上的事,对政治和军事上的根本之事,那就缺乏了解和关注了。[

其实当时的士大夫也并不是没意味到民间疾苦,也不是没有看到民间惨况,而且也是知道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的危险程度是与日俱增的。在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这三年间,河南一省受灾最重,湖北北部和皖北其次,在这广大的数千里方圆的地方,到处都是饥饿的流民,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土地龟裂,生民十不存一,耕牛种子死光吃完,种种凄惨情状,令人见之而忍不住泪下。

这种程度的灾害,官府就算加以赈济都免不了会产生问题,更何况从十二年底到十三年就开始加征练饷!

七百多万两白银的练饷!

此时三饷已经全部加齐,一共是两千余万两的赋税,这些赋税并不是加在宗室或是外戚身上,也没有加在士绅和巨商的身上,而是加在了农民和普通商人的身上!

天下骚乱,用刘泽清的说便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这些事实,张溥并不是不知道,但也是屁股决定立场,他和他的同伙们,也就是那些以直言敢言以清流自诩的士大夫们,上书言事时,极尽百姓之惨,请皇帝减赋减税,修省敬天,但舍此之外,真正问题的□□他们却是提也不提。

唐宋元明清,这五个王朝,两个是异族建立,三个是汉人王朝,亡国的原因错踪复杂,但只有明朝是亡在财政崩溃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究其根本性的原因,朱元璋设定的体制当然是最要紧的原因,那种各自为政的计税和收税方式,湖州的百姓要自己把粮食送到驻在高邮的卫所军中,海南的某个县要替北京的城防工程烧制砖头五十块,然后自费送到北京,烧砖的部门直接和户部打交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国家的户部说是天下财计所在,但其实除了收入和支出外,毫无其它的度支功能,没有统筹和精细化管理的职能和能力,在国家承平之时尚且不乏财政危机,在到了天灾和人祸一起来的时候,崩溃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而在这一链条中,皇室、宗室、勋戚、太监、文官,对财政压力最大的毫无疑问是文官阶层,以及提供文官的士绅阶层。

明末的皇室用度已经十分俭省,如万历年间福王加冠之国用银数百万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崇祯已经尽发内帑,而国库一贫如洗,明明加三饷苦害天下,相同的征收额度,清朝却能平安无事,这其中的奥妙已经是不言自明。

明清更替,最大的不同第一是在宗室之上,数十万宗室的养育费用被俭省下来,而清朝的财政收入在国初就有近三千万两,百姓却能承受的住,却是因为清初就用最残酷的手段打压过江南的士绅,在纳粮额度和商税征收上,清对士绅阶层的征收额度远过于明!

这,就是奥妙所在!

明朝对士大夫阶层的无底线的宽容和放纵,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士绅拥有无限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可以传诸子孙!一代中式为进士,世世代代都可拥不完粮纳税,一个家族一旦出了一个进士,很可能成为百年以上的旺族!

在江南,这种家族制的成功放眼各州府到处都是,两百年以上的旺族都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些家族在江南的小城中世代把持着中进士的名额,当地的财富,自然也就源源不断的流向那个家族的手中。

士绅不完粮纳税,一旦中举便是如此,只要传出音信,其宗族或是外人就带着田契前来投奔,然后这些人就成为佃户,隐户,从此国家就收不到他们一文钱的赋税,而他们只需给进士主人交纳田租就可以了。

虽然还是要交租,但算起来不需要向国家纳税,不受黄榜和白榜的骚扰,没有力役,这样算来当然比给国家纳税要合算的多!

除了田地,在明朝中后期后,士绅与富商勾结的情况也是十分普遍,大名士和东林领袖钱谦益在无锡一带有大量的庄园,同时还投入股本加到海商里去,海上贸易获得的利益当然十分巨大,钱谦益一次能带两万银子入京,在当时是巨额财富,不经商的话,岂能轻易获得这样巨大的财富?

士绅经商,却不纳商税,明朝的税制复杂而税率偏低,象和买这样的陋规可操作的地方太多,大富商和士绅肯定不会纳商税,过税关时也可以避税,这样就是把极低的税率转嫁到了平民商人身上,在崇祯年间,普通的商人也是遭受着和农民一样的困苦。

三饷加而民间崩溃,其最大的奥妙,也就在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