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1/1）

就是因为他们离别的那天忘了相互画个十字。

佳丽娜外公的故事使大家从阿尔宾娜那使人压抑的故事中恢复过来。她们脸上又有了光彩，柔情和爱意重又回到她们的眼睛里。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一位落入情网的姑娘如何机智地利用男人的醉态给自己办成一件大好事。

我们车间有个被引诱、遗弃的姑娘，那可真是个精明人儿，聪明极了，你们讲的那些姑娘十个绑到一块也斗不过她一个人。

她叫柳芭·库金柯娃，长得漂亮极了，又丰满又健康，家住近郊的豪华住宅区。车间的一位青工，帕什卡·米特劳克开始追她。结果还没登记，俩人就睡上了。睡过以后，那小伙子便趾高气扬起来。

“象你这种姑娘，有人答应跟你结婚你就跟他睡，谁敢要你做老婆？我可不敢，谁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咱俩就算了吧。”

这个帕什卡·米特劳克可真是个酒鬼，一到发工资的日子，他还没离开工厂，就已经喝个昏天黑地。他们俩吹了没多久，又到了发薪的日子。帕什卡象往常一样在更衣室里找了个地方坐下，跟他那帮哥儿们就喝了起来。柳芭这时一边在附近忙着，一边拿眼睛不住地瞟他们。看到他们都有点醉了，柳芭忽然进来了，还拿着半升酒：“哥儿几个再来一杯怎么样？”

他们乐颠颠地喝干了，随后柳芭又从包里掏出一瓶：“再来点儿？”

他们照喝不误。这时，帕什卡已经不行了，于是柳芭把他拖到厂门口，叫辆出租车把他带回她家。她给那醉汉脱了衣服，放到自己的床上。

第二天早晨，帕什卡醒了过来：“我这是在哪儿，柳芭卡？

怎么又跟你在一起了？咱们不是吹了嘛。“

她则千娇百媚地答道：“我也不知道你干嘛还老缠着我，帕什卡。也许你一直在思念我。”她让他吃了几块泡菜，一杯醒酒汤，还有一块炸r排。他很快就清醒了。然后柳芭拉着他的手，两人一同上班去了。之后她表现得很平静：她不去接近他，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好象从来就不认识他这么个人似的。但她在悄悄地等着下一个发薪日。于是他俩又象上次那样重新来一遍，而且以后每次都是这样：到了日子，帕什卡喝个烂醉，柳芭把他带回去，早晨让他醒了酒，再领他去上班。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后来有一天——柳芭不见了。帕什卡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却四处找不见柳芭。其实，柳芭正坐在家里，早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泡菜、醒酒汤、炸r排。小伙子进来了。柳芭镇定自若，和往常一样：把他放到床上，早晨给他梳洗干净然后领他上班。下一个发薪日，她亲爱的帕什卡自动回到她家，可到了第二天早晨她没给他泡菜和醒酒汤，却给他一个最后通牒：“你自己决定吧，帕什卡，我的朋友：我们俩是到结婚登记处去交申请然后回来庆贺一下呢——我冰箱里还留着一瓶白兰地，而且还跟车间主任请了咱俩的假——还是你随便去什么地方自己醒醒酒去呢？”

帕什卡盘算起来：交结婚申请是一码事，而盖章登记则是另一码事，于是他同意去登记处了。

柳芭叫来一辆出租车；只用了一个小时他们就回来了。他们订好在20天后再去盖章。

到了那天，帕什卡想起来了，就躲着柳芭。可她似乎根本不在乎，没有一点反应，帕什卡松了一口气，只当她忘了此事，或是又改变主意了。下次发薪后，柳芭又拿来一瓶酒：“再喝点儿吧，帕申卡？”

然后还是带他回家；到了早晨，她说：“咱们去登记处再交一份申请吧，上次没去签字，已经过期了。”

帕什卡知道这没什么危险，不就是交份申请吗，便点头同意了。她趁他还没清醒过来时就带他去了登记处。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根本没注意，也没听清登记处那些女办事员们和柳芭说的是什么。她们看了俩人的证件，填填这个，写写那个，最后盖了章，又还给他们：“祝贺你们，同志。你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到了这会儿，帕什卡还没明白过来呢，他一心想回去喝柳芭冰箱里的白兰地……柳芭是怎么想法把事情办成的？这太简单了。那次帕什卡想躲起来不去登记处，柳芭就在工间休息时自己跑到登记处，说她未婚夫因病不能来，问他们能否把日期向后推十几天，也就是到下一个发薪日。他们当然无所谓，就同意了。我们的柳芭就是这样得到了帕什卡·米特劳克。

婚后还保持着老习惯：每月帕什卡喝两次，柳芭给他醒两次。但在其它日子里她一滴酒也不让他沾。

他们相处得还可以，小日子过得也不错。

大家听完这个故事，都笑了起来，笑聪明的柳芭和不幸的帕什卡；然后就准备听尼尔娅讲。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讲的故事是刚才阿尔宾娜故事主题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教师利用自己的权力与便利糟踏女学生的事比人们估计的还要多。

不知为什么，阿尔宾娜的故事总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怎么也摆脱不掉。生了个女儿，我是半喜半忧。忧的是我不知道将如何保护她，使她免受那些可怕的伤害。抚养女儿就如同带她穿过原始森林一样难：一分钟也不敢让她离开你，不然她就会被野兽撕碎。他们还讲什么男女平等。平等何在？我们女人是什么？是人，还是那群禽兽的猎物？我不知道。对不起，我只是想起了一个跟阿尔宾娜讲的有些相似的故事，非常可怕。

我们音乐附中的主任，很久以来一直想在音乐学院谋个教职，后来机会终于来了。人家答应他下一个学期给他个位子。这时，他忽然发现一名他勾引过的音乐学院女学生——也是他过去的学生——怀孕了。他已是个有妇之夫了。你们知道这家伙是怎么遮人耳目，以免出丑的吗？

他请这名学生到黑海去度假，还告诉她这次回来之后就马上跟妻子离婚。他们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他带她去见他的朋友，是个妇科大夫，也不是个好东西。他们暗中在她的饮料里掺了安眠药，等她睡熟之后又给她打了一针麻药，随后那大夫就给她做了流产。

第二天早晨我们主任把她叫醒，匆匆忙忙带到飞机场，坐上了飞往旅游区的飞机。她觉得有些不对头，怀孕3个月怎么还流血呢，而且还感到疼痛，但她只当是因为坐飞机的缘故，再加上最近心情不好，也没在意。到了那儿，他们仿照当地的风格，把带来的帐篷支在游人稀少的沙滩上，一日三餐都在当地的小饭馆里吃。

度完假回来后，他简洁干脆地说：“我们之间没任何关系，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再见，谢谢你陪我的那段美妙的时光。

你要想诽谤我，绝没有好下常“

这姑娘哭着跑到老师那里把一切都告诉她了，老师便把这事捅到了党支部。两人都被招了来，开始审问：“她说你刚带她去了克里米亚，是吗？”

“当然不是。我是去茨科哈突堡疗养院，这是我的旅行证明。”他拿出旅游证明，放在桌上。果然都是填好而且盖了章的——他事先早准备好了。可那姑娘能有什么证据，说他们曾住在人烟稀少的海滩上？于是他们就让这姑娘去医院咨询处开张怀孕证明。姑娘去了，结果医生告诉她：“你根本没怀孕。”

这可怜的女孩子简直气疯了。她因诽谤罪被学校开除。她带着羞辱和恶名回了弗洛哥达老家，不久便含恨自尽了。

几年过去了。那个妇科大夫又在干缺德事时，事情败露。

调查他时，他交代说他干了不止一次，并讲出了请他帮忙的那些人的名字。哼，在那一串大人物中，我们主任不过是只小虾米。法庭指控这个坏蛋引起了一起自杀案，并判了他3年徒刑。但不知何种原因，一年之后我们学校的老师在奥斯姆克见到了他，他还是在音乐学校工作，不过这次只是当普通教师。这不等于放虎归山么。而那些大人物们连刑都没判，仅在支部会上批评一次了事。

唉，生了女孩子，将来总要放他们到林中去闯，这事想起来就让人胆战心惊。可话说回来，生个男孩子又能好到哪儿去呢？说不定将来也长成个人面兽心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学校的主任和那个妇科大夫不也是女人所生吗？他们怎么会变成这等禽兽不如的东西呢？

“真的，”奥尔佳不无忧虑地说，“要是男人只为他那个东西而活着，那真是太可怕了。”

吉娜接口道：“我看，这世界上，男人不想qg的女人恐怕一个都没有。可能有些丑八怪女人……可要是黑得什么都看不见时，根本不关相貌的事儿。”

大家都静了一会儿。没一个反驳吉娜的话。然后吉娜又说：“好吧，各位英烈，咱们下一次就讲讲他们是怎样企图强迫我们的，好不好？”

阿尔宾娜提出了抗议：“这种让人难受的事儿我早就够了。下次咱们来点乐子不好吗？”

吉娜眯起眼睛问：“就象你讲过的‘野菊花’那样的乐子？”

“哎，”阿尔宾娜不服气，“‘野菊花’怎么了？假正经才最没劲呢。对了，咱们就讲讲滑稽场合中的性和生活，大家说怎么样？”

大伙儿都乐了，商定明天晚上就围绕这个主题讲。因为今天还有两个故事没有讲完。于是她们都催着爱玛，想再听她讲一个剧团里的故事。

故事之九

剧团女导演爱玛讲的是一个男人如何扮演了被引诱与遗弃的角色。

这个故事说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个老熟人。

尤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也非常喜欢戏剧。不知怎么，他爱上了一位拖着3个孩子的女人，那孩子一个比一个校这是他的初恋，就象阿辽沙当时跟我一样。可那女的比他还大几岁，当然经验也更丰富了。是这女人的丈夫抛弃了她和那3个小孩，还是她自己带着孩子出来了，我不清楚。总之，这女人牢牢地抓住了尤拉并且匀引了他。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成了这3个可爱的孩子的爸爸。

半年之后，他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对方付给孩子们的抚养费。原来那女人抛弃了他和3个孩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她的下落，于是这位爸爸只好接受国家的救济，自己再拼命赚点钱，来养活这3个依靠他的孩子。他只是偶尔喝点酒时才会发发牢s：“谁他妈见过被人勾引才6个月就生了3个孩子，最后还被人蹬了的姑娘？给我找一个来。

我马上就娶她。谁他妈的也没我这么倒霉。“

今天晚上的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故事由大家的宠儿爱丽什卡讲。

故事之十

胖姑娘爱丽什卡讲的也是一位差点儿被人抛弃的男人，不过最后的结局还算皆大欢喜。

爱丽什卡被爱玛的故事逗乐了，她说：我也有个相似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说是的我姐姐塔提娅娜，她是学地理的。有一年她去实地考察，考察地有一个列宁格勒的男孩，也是学地理的。她在那儿考察了整整一个夏天。秋天回来时，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起初事情还好。塔娅似乎根本不考虑他会不会跟自己结婚，她只关心腹中的孩子。她去请教大夫，买有关书籍，甚至还花100卢布在黑市上买了一本斯波克的《婴幼儿保健常识》。这就是说，她准备当一名有责任心的好母亲了。同时，还跟没事人儿似的跟列瓦见面。

一天，他来看她，跟她长谈了一次。他说她应该去做流产，因为他考虑到自己还是先读研究生然后再组织家庭为好。

他俩当时是在我们家讲这番话的，那时我们姐妹还跟父母住在一起。我正坐在旁边的小屋里做功课，跟他们呆的那间屋子只隔一张门帘，所以听得清清楚楚。

塔娅认真地听他讲完之后说：“我看得出来，列瓦，你现在不需要妻子和孩子。而我就打算好了，我跟孩子过，我想这孩子不需要一个你这样的父亲。没你，我们照样儿过得很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这未出世的孩子的父亲，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就自做主张呢？”

“你凭什么说你是这孩子的父亲呢，列夫什卡？就凭你的事业比孩子的生命更宝贵，比他母亲的健康更重要？算了吧，小伙子，去读你的研究生吧，见你的鬼去吧。没有你我们照样活。”

她把他赶了出去。此后，那可怜的列瓦接连不断地来电话，连续好多天他在我们家窗下转来转去。而塔娅却不为所动：“别老给我打电话，别来打搅我，你快走吧。我现在不宜动怒。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父亲。”

当然，每天晚上她都哭，我能听见。后来有一天列瓦来到我家，几乎是冲进了塔娅的房间，用拳头使劲砸着桌子吼道：“你凭什么跟我耍着玩？你干嘛要折磨你孩子的父亲？穿上衣服，咱们去结婚。”

就这样，他们去结婚登记处交了申请。可是，就是到了现在，即使他们发生一点小口角，塔娅还总是提醒他：“别忘了，你呆在我们家是我和古尔卡认可了的，不然你还一个人过呢。”

古尔卡是他们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儿。

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二天，也讲完了有关引诱与遗弃的的所有故事。明天该讲滑稽场合中的性生活了。

这时，护士把婴儿推了进来。我们的故事大王们立即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到了脑后，一心一意地给孩子喂起奶来。

第三天

滑稽的性生活

故事之一

生物学博士拉丽莎又像上次那样讲了一个轻松的小笑话——这似乎已成了她的习惯。

我来讲个战争年代的小故事。小时候我就听人讲过，只是长大以后才明白意思。

一个游击分队断了给养。其中一个游击队员自告奋勇，要求回村到自己家里搞点吃的来。当时正值隆冬季节，他穿上滑雪板就上路了。第二天就背着个包袱回来了。他坐下来烤着火，从包袱里掏出一块猪油。

“嘿，小伙子们，我到家时已是深夜。我敲了敲门，我老婆迎了出来。你们猜我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谁猜对了这块猪油就归他。”

队员们纷纷猜测起来：“搂住她亲嘴儿？”

“不对。”

“问问孩子们怎么样了？”

“不对。”

“找东西吃？”

“不对。”

这时有个人说：“你就在门口和她干了好事。”

“对，猜中了。这块猪油归你了。谁能猜出我做的第二件事来，给他这两块咸菜。”

大家又开始猜起来。

“这回你该问问孩子了吧？”

“不对。”

“进屋了？”

“不对。”

“看看四周有没有危险？”

“不对。”

又是刚才那个人低沉的声音：“你又和她干了一次。”

“猜对了。拿着这两块咸菜。谁要是能猜出我又干了什么，给他这瓶威士忌。”

所有的队员都异口同声地喊道：“又干了她一次。”

“错了，我脱下了滑雪板。”

下面该吉娜讲了，可她听了这个故事后笑得喘不过气来，只好最后再讲。

娜塔莎愿意接着讲，因为她的故事和上面的笑话正好有点关系。

故事之二

女工程师娜塔莎的故事说明了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那个游击队员的作爱方式也不足为奇，而且还有更甚者。

我丈夫迷上摄影。这对妻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像晚上不能去浴室啦，窗户上挂满要晾干的照片啦，满屋子药水味儿啦，这都不算什么。最痛苦的是，我还得给他当模特儿。

几年前，他忽然对人体艺术感兴趣了，便让我摆出各种浪漫的姿势来供他拍摄：一会儿是河边上的美人鱼，一会儿又成了趴在大石头上的蜥蜴，真是异想天开，随心所欲。他还常常带我到树林里去受洋罪。有一次，他正在构思一幅题为“春”的作品。我们来到林中，正是初春时节。地上的冰雪尚未溶化，树木刚刚发芽。他在几棵白桦树中间选好了一个角度，然后又开始琢磨让我站在哪儿。我这时却光着身子冻得直打哆嗦。“那棵树底下有个小土丘，你站到上面去。”

我走过去瞧了瞧。“维特亚。这哪儿是小土丘呀，这是个蚂蚁山。我最害怕蚂蚁了。”

“别犯傻了，蚂蚁还在冬眠呢。”

无奈，我站到了蚁山上面。开始，一个蚂蚁都没有。可是我踩上去没多久，它们就醒了过来，顺着我的腿往上爬。

“维特亚，蚂蚁爬到我腿上了。唉哟，咬死我了。”

“再坚持一下。刚才那张真是绝世佳作。我再拍几张就完了。”

我难受地扭动着身子，他大声冲我嚷嚷：“怎么回事。你就不能为了艺术再坚持一会儿吗？”

我尖叫着跳下了那个“小土丘”，因为蚂蚁爬到了那个咱们都知道的部位。

还有一次，他又想出一个新花样，题为“冬”。

他在旅行包里装了一瓶伏特加，为了给我暖身子，还带了一条毛毯，准备照完之后马上把我裹起来。我们穿着滑雪板出发了。他在几座雪堆与披着白雪的树木中间选了个最佳位置，命我脱下衣服，穿着滑雪板站过去。我只好从命。他呢，一张接一张，咔嚓咔嚓地拍着，还得意洋洋地叫着：“棒极了。”

他“咔嚓”了半卷胶卷，我站在那儿喊：“够了。还有完没完。”

这时维特亚穿着滑雪板就向我扑了过来，从包里掏出酒瓶子，又用毛毯把我裹起来，嘴里不停地嚷着：“太棒了，我的美人儿。这真是一幅佳作。”

我稍稍暖和过来一点，不像刚才那样冷了。

“给我衣服，维特亚，快点。”

“不，先别穿衣服。”

“什、什、什么？还要照？”

“不是，这回不拍了。”

随后，他就干了那个游击队员干的事，连脚上的滑雪板都没脱……那幅题为“冬”的作品在地区业余摄影展览会上荣获二等奖。现在那幅摄影连同获奖证书都挂在我们家客厅的墙上：在白雪皑皑的森林与连绵起伏的群山中间，一个洁白秀美的女人身体——那是冬的象征。有时，我和维特亚望着那幅摄影，想起我们穿着滑雪板的“作品”，忍俊不禁。等我回家后一定给他讲讲拉丽莎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下面轮到瓦伦蒂娜讲了。她显然感到局促不安，坐在那儿用手指绞着辫梢。她进医院后就不再把头发盘起来了，而是改梳长辫子。

故事之三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一个与赫鲁晓夫倒台有关的笑话。

你们所有的人，尤其是你，佳丽娜，老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我，好像我不是个正常的女人，而是一本穿着裙子的《共产党宣言》。我很生气，这是实话。别以为我们这些领导干部看不出来人们对我们的态度，在电车上，总听到有人说：“你挤什么，你不是共产党员吗？”在商店里也有人说：“排队排队，共产党员还往前挤，你应该在打仗的时候往前冲。”

可我们也和常人一样，我们中间也有挺不错的人，我们也会开玩笑。现在就给你们讲一个在赫鲁晓夫倒台的前一天我是怎样和他发生密切关系的故事。这个你们没想到吧？你们谁如果想把这故事再讲给别人听，请务必不要提我的姓名和我住的城区。都同意了？好，现在请大家注意听。

我们夫妇俩常常出差，到下面检查各省的地方工作。我们尽可能两个人同去：这样免得我们相互惦念，还能省些差旅费。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区的的中心城出差。到那儿的时候，正值地区运动会期间，所有的旅馆、招待所都客满了，地区苏维埃主席便请我们住到他家去。我们在他家房中的过道里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没能过夫妻生活。我倒无所谓，忍一忍就过去，可巴威尔却受不了。我便暗中思忖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碰巧这位主席的妻子主管当地的俱乐部。我问她：“玛莎，你们俱乐部里能不能找出一间屋子，安静一点，我和丈夫能单独呆一会儿？”

于是，玛莎给了俱乐部的钥匙，还告诉我哪间屋里有沙发。我和巴威尔就去了。进了俱乐部就开始找那个有沙发的房间。巴威尔是一刻也等不得了。我打开一个门：不是。屋里没有沙发，却有许多画框、画像靠墙堆着、挂着，这大概是个画室，我丈夫把外衣扔到地板上，又把我拥倒在外衣上，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一心一意，全神贯注，我也觉得心花怒放……突然，“哗啦”一声，一个什么板子掉了下来，正好砸在我们的身上。他停了下来，回头摇晃了几下，想把那东西从背上掀掉，可那块板子好像粘在了他身上，任他摇晃硬是不掉下去。

“见鬼了。”我丈夫骂了一句，“就让它呆在那儿吧。”然后就像壳里的乌龟一样，在板子底下把事干完了。完事后才掀开板子，站起来穿衣服。他拿起板子，发现是幅画像，就想把它放回原处。忽然，他大笑起来：“瓦伦蒂娜，看看你今天是跟谁干的。”

我一看——原来是我们的总书记的画像。

大家先别笑，还有好戏呢。第二天早晨，我们听到连续不断的音乐声——好像是哪一位要人逝世了。我丈夫小声跟我开玩笑：“瓦伦蒂娜。要是你把总书记累死了怎么办？你热情似火，而他却精力衰竭……”乐声不绝如缕，折磨着人们。然后，广播中宣布了赫鲁晓夫离职的消息。我们俩一听，怎么也憋不住地笑了起来……瓦伦蒂娜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故事。

“嘿，咱们里面还有个恐怖分子呢。”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笑道，她对瓦伦蒂娜的态度显得和蔼多了。

瓦伦蒂娜的脸羞得比苏维埃党旗还要红，但很明显，她从大家的笑声中也感到了愉快。

下面轮到阿尔宾娜讲了。

故事之四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的是她怎样跟一个美国人同时玩弄了三个克格勃的秘密警察。

我在欧罗巴饭店也干过一阵。你问我以什么身份，吉娜？

各种身份。我接的是外国客。我们10个姑娘，每人一部电话。

需要时，他们就直接给我们来电话，说好时间我们就去。当然，这瞒不过克格勃的人，他们对什么都一清二楚。其实，我们对他们简直就是无价之宝：要是哪个客人的房间需要搜查或是该换录音带了，就得让我们出马缠住客人，拖延时间。克格勃对我们是一毛不拔——外国客人把我们的账单全包了。

可我们还不能得罪这帮克格勃的人：稍有一点大意，就会被赶出饭店，流落街头。街上的同行已经够多的了，再者说了，我还真不怎么愿意拉国内的客：他们不是醉鬼，就是禽兽，要不就是出差来的穷光蛋。哪儿比得了那帮老外呀，穿得干净体面，住的是豪华的套房，出入高级餐厅，张手就是大把的礼物，还有那欧洲人的风度、作派。可是，我们都上了克格勃的登记本，还签过字表示我们一定严格执行他们的一切命令。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这没说的。

一天，我们的领班把我招去了：“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阿尔宾诺什卡，”他低声说。

“去13号房间，他们会交代给你的。”

13号房间是克格勃的指挥部，各种设备都放在这里，值班的也在这儿。我进去了。里面坐着个来头不小的人物儿，我在饭店里从没见过他。跟他的还有3个血气方刚的秘密警察。

那家伙瞪了我一眼：“就这个？”

我低着头，忸怩了一下，算是回答。他们这帮人的心思，我早摸透了。他咕哝着：“行，就是她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莱白黛娃小队长是更合适的人循…我们应该把她那支队伍扩大，以便有了重要任务时随便拉出一个就上。好吧，给这个姑娘交代一下任务吧。”

他们详细地给我作了一番解释：一个很重要的美国人到这儿打算住一天。他们要搜查他的行李，可他离开自己的房间从不超过半小时。我必须在他吃晚饭时在餐厅把他拖住，时间越长越好，好让这3个人趁机在他房里搜查。他们还给我看了客人的照片，让我认准后记住，然后命我赶快去餐厅。那个老美很快就会去那儿吃晚饭。我点点头，又冲那老家伙笑笑，就飘然而下，到了餐厅。

餐厅的领班马上迎了过来，把我带到一张空桌子旁坐下，一边装成帮我点菜的样子，用法语说：“晚餐简单一些，不要太多，可以保持身段苗条”，一边向我暗示旁边那张空着的桌子，意思是他要把客人带到那儿去。那个混蛋领班只是象征性地给我送上晚饭：奶酪，橄榄，和一杯匍萄酒。我就是花自己的钱随便凑合一顿也比这吃得好。我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葡萄酒等着。

半小时后，客人到了，长得可真够帅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精明人儿，于是马上做出判断：跟这种人玩儿高雅的那一套他是不会吃的——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冒牌儿货，所以我就跟他来不要脸的那种：盯着他，等他一看见我，我就从酒杯后给他送个媚眼儿。他笑了笑，招手让我过去。我站了起来，装模作样地扭过去，弯下腰对他说：“先生是不是寂寞啦？”

随后发生的事我是实在没料到。他二话没说，往桌子上拍下一张10卢布的票子，抓起我的手就出了餐厅。我赶紧向领班使眼色，他早吓得小脸煞白，示意我拖住他。可像他这种人是把你拽进屋就干的人，从不玩花活几，我怎么能拖得住呢？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看见领班冲到电话机前想通知那几个在他屋里搜查的人。他的通知看来很及时：我们进屋时，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的客人把我抱起来扔到床上，就开始脱衣服，我被摔到床上后差点喊出声来：p股碰到了一块硬东西。我悄悄地用手摸索着，才发现那是一个人的脑袋。

肯定是克格勃的人藏在了床底下。客人跳上床我们就干起来，慢慢地我觉出来床底下不止一个人，因为有3个脑袋同时硌我p股。里面一定很挤，他们没地方放脑袋。我想象不出来我们在上边作爱时他们在下边感觉如何。完事后，他起来进了浴室。我把房门打开，小声告诉床底下的那3个人：“快走吧，他正在洗噪。”

那3个人爬了出来，一个比一个横：“你等着吧，s货。”

他们压低嗓子骂道，“你叛变祖国，一定抓起你来。”说着，溜了出去。

他们当然没能把我怎么样——他们找不出任何理由。但我在欧罗巴却不能呆了。我对这也不怎么难过，因为没过两三个月那几个姑娘都被赶了出来。我想可能是克格勃的小队来顶了她们的位子，免得再闹出上次那样的笑话。我见过那个小队长莱白黛娃，还挺漂亮，没说的。不然也不会让她当队长的。可我压根儿就不嫉妒她。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儿，可她得听从命令；我呢，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命攥在自己手心里。那个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我们一起把那三个克格勃压在床底下大干了一通，真带劲。我最讨厌那些克格勃了，他们老想不花钱，白用人，万一碰上麻烦，他们就缩了脖子，好像你活该倒霉。为了他们，我们偷客人的文件，套他们的话，把他们骗到这儿、骗到那儿，可我们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不被他们赶出欧罗巴饭店。什么奖章阿奖金啊，人们的尊敬啊，都被那些家伙赚去了。看看那些关于便衣警察的电影就知道了。可没有一个电影演那些豁出命来为那些警察干活的姑娘们。就因为这个，我那次很开心。

阿尔宾娜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她们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像外国客人的房间里被安上了什么设备，那些客人知道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监视着，等等。阿尔宾娜的确很了解这些情况的内幕，她一一做答，大家极认真地听她介绍，特别是佳丽娜。接着便轮着佳丽娜讲了。

故事之五

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讲了从劳改营向外界传递消息的手段之一。

故事发生在我同斯拉瓦在劳改营结婚后的第三次会面。

我带着吃的，带着外界朋友们的问候来看他，照例被允许住上3天。我被带进会见室，兴奋得要发狂。我想把这间小屋收拾得像家一样；在罐子里c上几枝花，把水果摆在桌子上，不时地看着门口，注意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他们终于把他带了进来。我们每次会面时，最初那几分钟的情景我没法告诉大家，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事后我什么也记不得了——由于极度的快乐和伤心我完全失去意识了。

过了一会儿，我和斯拉维克都稍稍平静下来后，我拿出东西给他吃时，注意到他焦虑的神情。

“怎么啦，亲爱的？”

“嗐，有些消息送不出去，今天值班的那个狗娘养的太厉害了。”

“你能背下来吗？”

“我能，可你在3天之内背不下来。好长时间没人来了，消息攒下一大堆。”

“那你说我用笔记下来不行么？”

“在这儿怎么记呢？这些屋子都有人监视。那些东西要写下来差不多得用小字写满4张纸呢。”

“咱们想想办法吧。”

我们想的办法是这样：早晨起来后草草吃点东西，然后再上床。我把头发散开——大家可以看见我的头发又长又厚——趴在我丈夫身上，再把头发抖落开盖住我们俩的头。在浓密的头发的掩盖下，他口授消息的内容，我呢，伏在丈夫胸脯上记录。这样写起来十分困难，不光是因为要在练习本大小的纸上记录大量的内容，还因为斯拉瓦得不停地上下颠着我，这样才像作爱的样子。他们一直在盯着我们，但一点破绽也没看出来，大概只顾着惊叹我们作爱的本领吧。三天以后我走的时候，他们满可以把我全身上下搜下遍，但他们没起一点疑心，压根就没想过要搜查我。

那次会面，除了带出政治消息外，我还带回来我们这个儿子。

这机智的策略引起女人们的大笑，奥尔佳说：“这么说你儿子是口授出来的喽？哈，将来他一定像他父母那样有政治头脑……不用着急，孩子长大了，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我来讲讲我和丈夫当初住在单身宿舍时的绝招。”

故事之六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她和丈夫婚后一直没有机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后来他们灵机一动，想出个妙法。

我跟你们讲过我和厂里的一个工人结了婚。唔……他们在红场为我们举行了共青团婚礼。婚后，我和米沙没地方住，东西也没处放——一套咖啡具和床上用品。我们都住在那座单身楼里，只是他住男部，我住女部。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和没结婚的时候一样，下班后见面，一起去看电影或是逛公园，要不就到朋友家玩。一切都还好——就只缺一样东西：双人床。我们在公园里拥抱、亲吻直到骨头酸疼、嘴唇红肿，然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各自的宿舍。房管所答应给我们找房子，可他们的话就是到了你退休的时候也兑现不了。当时可把我俩苦坏了。

我们宿舍的女工们合买了一台电视机。有一天，电视机出了毛病，屏幕上没有图像，只有雪花。正在这时米沙来找我。他看了看荧光屏说：“是天线出了毛病，让我上去看看。”

他出去了，我跟在后边。我们从天窗爬到了楼顶上，米沙立刻看出是哪儿出的毛病，很快就把天线修好了。我坐在旁边看他摆弄。修完以后，他挨着我坐下。我们就在那儿观赏着城市的夜景：下面简直是灯光的海洋，上面的空气清新凉爽，还有最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俩坐在那儿，米沙对我说：“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时间和地点来开始我们的夫妻生活了。”

他扯下上衣铺在我身子底下，我们第一次觉得做了夫妻。

太棒了。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电车在下面叮咚地开过，星星在上面眨着眼睛。

从那次开始，每天天一擦黑，米沙就来敲门，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从床底下抓起那只装着毯子的书包，就跟他一起爬上天窗，来到楼顶上我们那块宝地。我们俩渐渐变得更镇静，心情也更愉快了。只有一件事让我们担心：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以后怎么办？但实际上，我们的好梦结束得比这更早。

一天，我正在公共厨房里煎土豆。我和米沙说好在我这儿一起吃饭然后上去……忽然楼里的清洁工舒拉进了厨房，她住在紧挨着楼顶的屋子里，天窗就在她的旁边。她当着厨房里所有人的面大声说：“是你呀，奥尔佳。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呢。给我解释解释，亲爱的，你和你丈夫在我头顶上干的事我很清楚，我也是打年轻时过来的。可你们干吗弄得那么响，好像两架骨头在铁板上折腾？我第一次听见后，差点儿去找大夫，想告诉他：晴朗的夜晚，我怎么听着打了一夜的雷。后来才知道那原来是个小爱窝。”

厨房里的女人们听了以后都笑得肚子疼。她们笑，我们可该哭了。我和米沙再也不上去了，一直熬到第二年春天，最后还是厂子里给我们找了一间房。还不错，有15平方米呢。

现在我至少有个地方放我儿子了。

听了奥尔佳的故事后，女人们对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夫妻们都表示同情，瓦伦蒂娜还说对这种情况执委会的人也感到很棘手，因为那些正在外面干事时被民兵或警察抓住的小夫妻们到底算不算是有伤风化，至今还没有个结论呢。

尼尔娅接口说，即使在合居的单元房里也不方便，她下面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

故事之七

音乐教师尼尔娅为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又添了一段列宁格勒的变奏曲。

我和波亚可以不必为房子发愁，但有件家具却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波亚跟舅舅换了间房子，让列奴丝娅住在舅舅原来的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和我的屋子紧挨着。我们很高兴：有几家能单独给孩子一间房子呢。我们夫妇睡在我原来的屋子里，这间屋子也是全家的起居室。

白天，列奴丝娅大部分时间跟我们呆在一起，只是写作业或是睡觉时才回到她的小屋里。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快就安定下来了，只是沙发问题让人伤脑筋，刚结婚时我们买了一张时髦的折叠沙发床，谁知这床一压就奏起音乐来——“咯咯吱吱”地响个不停。开始，波亚还开玩笑说：“这床就像咱家的女主人一样，有音乐细胞。”

后来才发现这可不是开玩笑后。屋子的另一面隔壁住着我姨妈，是个老处女。她人挺好，只是特别爱打听男女的事。

墙很薄，就是一层胶合板。姨妈在那边咳嗽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白天波亚在屋里一打喷嚏，姨妈就隔墙说：“上帝保佑，波里斯。”

这么薄的墙，我们怎么在这种沙发床上过夫妻生活呢？后来还是想出了办法——这要归功于波亚。晚上，我们把列奴丝娅安顿睡了，然后再把电视开到最大音量，在这声音的伴奏下开始了我们的交响乐。

有一阵电视里播放连续剧《福尔赛世家》。我们开着电视，打开沙发床准备睡觉时，这部连续剧的第一集刚开始。第二天在走廊里，姨妈叫住我问：“昨晚的电视结果怎么样了，亲爱的？我没看完就睡着了。”